东欧剧变与冷战结束
高歌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倡导改革与“新思维”，经由苏美关系缓和与东欧剧变，特别是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直到华约组织和经互会解散、苏联解体，作为冷战一方的苏东集团和苏联退出历史舞台，冷战彻底走向终结。在冷战结束的过程中，东欧剧变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它既是内部矛盾激化和苏联政策推动的结果，又直接导致了苏东集团解体并鼓舞了苏联正在发生的变化。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后，苏美两极对峙格局不复存在。中东欧因俄罗斯的撒手和西方的犹疑落入安全真空，渴望“回归欧洲”。欧洲统一既因东西欧分界线的清除成为可能，又是摆脱冷战结束带来的困扰的必然选择。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俄罗斯国力衰弱、地缘政治影响力下降，不仅失去了与美国对抗的能力，也不再有与美国对抗的欲望，全面倒向西方。
关键词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欧洲一体化
作者简介
高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引言
冷战何时结束？学术界至少存在以下五种不同看法。
第一，冷战结束于年华盛顿峰会。
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冷战可说在雷克雅未克和华盛顿两次高峰会议之后便告结束。”“真正的冷战其实已经于年华盛顿高峰会议之际便告结束。但是一直要到众人亲见苏联霸势已去，或寿终正寝，全世界才肯承认冷战真的已经终结这一事实。”
第二，冷战结束于年11月柏林墙倒塌。
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认为：“由于冷战的起源同欧洲的分裂密切相关，所以冷战结束的时间应该是欧洲分裂结束的时间，也就是年。年11月，苏联决定不使用武力来支持民主德国的共产党政权，兴奋的人群拆毁了柏林墙，这可以说冷战已经结束了。”美国学者理查德·哈斯也认为：“柏林墙倒塌，象征着冷战时代结束。”
第三，冷战结束于年12月马耳他峰会。
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指出：“年12月3日，在马耳他一艘离岸的船上举行了一次峰会，会后，苏联代表根纳季·格拉西莫夫壮起胆子说：‘冷战今天12点45分结束。’但那是事实。”中国学者朱晓中也指出：“美苏两国首脑在马耳他会晤（年12月2—3日），就欧洲的局势达成谅解：苏联重申对东欧的局势不加干涉，而美国则表示无意从中获得多方面的好处。苏联领导人表示，尽管‘冷战’时期许多东西依然残存着，但是，冷战的方法已经遭到失败。这次会晤被认为是向世界宣布冷战的结束。”
第四，冷战结束于年5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富尔顿市。
美国学者沃尔特·拉费伯尔认为：“年5月6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密苏里州富尔顿市，这一事件象征着冷战的结束，也标志了国际事务的戏剧性转折。这位前苏联领导人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演说。正是在同一个地方，年3月2日，温斯顿·丘吉尔警告说‘铁幕’已经在欧洲降临，喊出了以冷战对抗苏联的战斗口号。”
第五，冷战的结束是一个过程。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研究人员本杰明·菲舍尔在其编辑的《冷战的结束——美国关于苏联和东欧的情报（—）》一书中写道，—年之间，冷战即将谢幕时上演了最富戏剧性的三部曲：一是戈尔巴乔夫对外部世界做出了俄国历史上最大限度的开放，当美国人为合作开出高价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苏联人愿意支付；二是年发生在中东欧的和平革命，苏联“外部的帝国”瓦解；最后一幕就是年苏联的解体。中国学者刘金质认为：“冷战的结束是一个过程。它开始于年柏林墙的倒塌、德国的统一、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最后完成是年底苏联的崩溃与解体。冷战最终以苏联作为美国对立面的消失而结束。”中国学者朱艳圣和王浩也持相似的观点。
上述看法并不矛盾。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倡导改革与“新思维”，经由苏美关系缓和与东欧剧变，特别是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直到华约组织和经互会解散、苏联解体，作为冷战一方的苏东集团和苏联退出历史舞台，冷战彻底走向终结。年戈尔巴乔夫的富尔顿演说则因与丘吉尔“铁幕”演说相呼应而成为冷战结束的象征。在冷战结束的过程中，东欧剧变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它既是内部矛盾激化和苏联政策推动的结果，又直接导致了苏东集团解体并鼓舞了苏联正在发生的变化。可以说，“冷战的结束首先发生在东欧”，“中东欧各民族掌握了先机。那些在冷战史上无足轻重的人们最终占了上风。因此，在我看来，如果要为结束冷战论功行赏的话，是他们而非戈尔巴乔夫、里根和布什应该获得大部分奖赏，尽管后者的贡献也很大”。
一、东欧剧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南斯拉夫联邦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东欧八国变成中东欧十二国。
（一）抛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
自年2月波兰爆发工潮，到年3月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上台执政，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如滚雪球般抛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体制转型。
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第一个抛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年2月，波兰政府决定大幅提高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引发工潮。年2—4月，波兰政府、团结工会、天主教会和其他反对派代表举行圆桌会议。6月举行议会选举，团结工会获胜并于9月上台执政。12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关于波兰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统一工人党是政治领导力量等条款，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年1月，统一工人党宣布终止活动，成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联盟。
匈牙利紧随波兰开始变化。年5月，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在坚持一党制的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多元化。年2月，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决定实行多党制。5月，匈牙利拆除了其与奥地利边界上的铁丝网。6—9月，社会主义工人党效仿波兰，与各反对党派及社会团体举行圆桌会议。10月，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社会党。年3—4月举行议会选举，社会党沦为在野党。8月，《匈牙利共和国宪法》公布，取消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国家的规定，改行多党制，规定匈牙利共和国是独立、民主的法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
奥匈边界的开放对民主德国具有颠覆性的影响。年5月以来，大量民主德国公民出逃。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标志着民主德国共产主义的迅速终结和日益高涨的德国统一运动的到来。它也敲响了东欧共产主义和冷战结束的丧钟”。17日，组成以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汉斯·莫德罗为总理、由5个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12月1日，人民议院决定删去宪法第1条有关工人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内容。7日，14个党派、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召开圆桌会议。随后，统一社会党改名为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年2月，再次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3月，议会选举举行。以民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为主的德国联盟获胜。4月，德国联盟联合其他政党上台执政，民主社会主义党沦为在野党。
“邻国波兰和匈牙利的形势发展一方面对胡萨克—雅克什政权是一个警告，另一方面对捷克斯洛伐克不断壮大的反对派是一个激励。”反对派多次举行抗议活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步步退让。年11月29日，联邦议会修宪，取消关于捷共领导地位的规定。12月20—21日，捷共召开非常代表大会，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关于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行动纲领》等文件。年1月，捷共放弃在联邦议会中的多数地位。4月，联邦议会通过宪法性法律，改国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6月，举行联邦议会选举，反对派获胜，组成完全排除共产党的政府。
在保加利亚，从年5月起，土耳其族人外逃引起社会动荡。12月底，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同意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年1月15日，议会取消宪法中关于保共领导地位的条款。4月，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6月，举行议会选举，社会党获胜。11月，议会改国名为保加利亚共和国。年7月，议会通过新宪法，规定保加利亚是实行议会管理的共和国，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政治生活建立在政治多元化原则的基础上。10月，反对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社会党丧失执政地位。
在一些国家发生剧变之时，罗马尼亚似乎风平浪静。年11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再次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但罗马尼亚国内对齐奥塞斯库的不满情绪已经相当严重了。12月16日，蒂米什瓦拉市抗议政府驱逐持不同政见的匈牙利族神父的活动发展成反政府游行，很快波及全国。22日，军队倒戈，与支持齐奥塞斯库的保安部队展开巷战，游行群众包围总统府，占领罗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大厦、电视台和电台，齐奥塞斯库夫妇仓皇出逃不成，被军队抓获。随后，救国阵线委员会接管政权。25日，救国阵线委员会组成的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立即执行。29日，救国阵线委员会决定改国名为罗马尼亚。
雪球最后滚到了阿尔巴尼亚。年以来，大批阿尔巴尼亚人出逃，形成巨大的难民潮。12月初，地拉那的大学生罢课并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建立独立的政治组织，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12月11日，劳动党准许成立持反对派立场的政党和团体。17日，人民议会主席团通过法令，多党制获得法律认可。在年3—4月进行的议会选举中，劳动党获胜并组成一党政府。5月，议会通过《宪法要则》，规定阿尔巴尼亚为议会共和国，改国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6月，在反对党的强大攻势下，政府辞职，劳动党结束一党执政并更名为社会党。年3月，反对党在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取代社会党执掌政权。
（二）德国统一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
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不仅抛弃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连国家本身也不复存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旦不再是共产主义东德了，要求德国重新统一的压力便开始增长。”年11月17日，莫德罗上任伊始便发表政府声明，宣称民主德国政府愿意扩大同联邦德国的合作并将合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28日，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提出关于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几乎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示威者也发出了要求德国统一的呼声。年2月，莫德罗提出实现德国统一的“四阶段方案”。随着两个德国把统一问题提上日程，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也参与到德国统一进程中。德国联盟在民主德国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德国统一进程步入快车道。5月和8月，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政府先后签订两个《国家条约》。9月，两德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外长签署《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并入联邦德国，分裂40余年的德国实现统一。
捷克斯洛伐克剧变后，“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坚决地提上了日程，民族主义也是一样。捷克欲快速转向西方式经济，斯洛伐克则主张国家对经济部门的所有权和福利国家。这反映了两个共和国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斯洛伐克相对落后的状况。除此之外，语言和历史遗产等文化方面的差异在自由民主条件下更为突出。决定性的事实是，当拥有了自由选举的权利时，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归在了民族主义和社会议程互不兼容的政党旗下”。年大选后，获胜执政的捷克公民民主党和斯洛伐克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就解体达成协议。7月2日，过渡性质的联邦政府组成。17日，斯洛伐克民族议会投票通过《斯洛伐克独立宣言》。9月1日，斯洛伐克民族议会通过《斯洛伐克宪法》。该法第1条规定：“斯洛伐克共和国是独立自主的、民主和法制的国家。”10月8日，联邦议会通过《权限法》。11月25日，联邦议会通过《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法》，确定联邦将于12月31日自动解散。12月16日，捷克民族议会通过《捷克共和国宪法》，其第1条规定：“捷克共和国是建立在尊重每个人和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基础之上的主权、统一和民主的法制国家。”年1月1日，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手，各自成为独立国家。
（三）南斯拉夫联邦的剧变与解体
与实行苏联模式的其他东欧国家不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南斯拉夫联邦或南联邦）在苏南冲突后被孤立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不得不另辟蹊径，走上社会主义自治道路。这条道路从纠正苏联模式高度集权的状况出发，却走入了放权的误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南共联盟）裂变、各共和国共盟易帜及在某些国家的下台与南联邦解体交织在一起，最终把南联邦的大部分地区推进战争的深渊。
年底年初，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地出现了反对派组织，一些地方爆发示威游行，要求取消南共联盟的领导地位，确立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斯洛文尼亚共盟和克罗地亚共盟开始接受多党制的主张。年7月，斯洛文尼亚议会制定了要求斯洛文尼亚享有主权与自决权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不顾南共联盟和联邦议会搁置讨论宪法修正案的意见，于9月通过了这个修正案。10月，南共联盟中央全会决定放弃一党垄断，把多党制引入政治生活。12月，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盟相继召开代表大会，支持建立多党制，斯洛文尼亚共盟还主张把南共联盟变为各共和国共盟组成的联盟。
年1月，在南共联盟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斯洛文尼亚共盟的主张遭与会大多数代表否决，其代表团离会，大会被迫休会。5月，十四大续会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共盟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大会决定9月举行民主纲领复兴代表大会，成立新党。但因意见分歧，民主纲领复兴代表大会未能如期举行，南共联盟实际上已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组织活动的能力。年1月，民主纲领复兴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决定停止工作，南共联盟彻底分崩离析。几乎与此同时，各共和国共盟改头换面，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反对党派在共和国范围内形成和发展，他们要求民族独立，不仅对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构成挑战，而且威胁着南联邦的生存。年4—12月，各共和国相继举行大选，除塞尔维亚和黑山外，其他共和国都是反对派获胜。
南共联盟的分裂和共和国大选的进行加速了南联邦的解体。年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议会统一行动，通过决议，脱离南联邦，成为独立国家。紧接着，马其顿和波黑分别举行全民公决，于年11月和年3月宣布独立。年4月，南联邦中仅存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联合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邦一分为五。
随着联邦国家的解体，这一地区陷入战争之中。年6月，联邦政府不承认斯洛文尼亚独立，南斯拉夫人民军与斯洛文尼亚地方防御部队进行了“十日战争”。克罗地亚独立后，国内塞尔维亚族与克罗地亚族的冲突不断升级，并因支持塞族的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卷入而愈演愈烈。虽然自年1月以来，战事逐渐平息，但塞族聚居区的地位和归属问题仍未解决，塞、克两族的摩擦和冲突仍时有发生。年5月和8月，克罗地亚政府发动两场闪电战，收复了大部分塞族聚居区。直到年1月，克罗地亚才实现了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波黑独立后，波什尼亚克族、克罗地亚族和塞尔维亚族激烈混战。年11月，“代顿协议”草签，波黑战争结束。
在实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东欧国家，剧变以滚雪球的方式接二连三地发生。雪球之所以能够滚起来，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身属苏东集团、实行苏联模式，苏联政策的变动对于它们的发展至关重要。至于阿尔巴尼亚，虽在20世纪60年代与苏联断交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但由于与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苏联模式，后者对苏联模式的抛弃易于对其产生示范作用。“也正是因为多数东欧国家身属苏东集团、实行苏联模式，它们的剧变导致了苏东集团的解体、鼓励了苏联本身的变化，对冷战的结束并连同南斯拉夫联邦的剧变和解体一起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产生直接影响。”
二、苏联改革和“新思维”与东欧剧变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已与美国冷战了近40年。长期的对抗和争霸、不断的对外扩张、日益升级的军备竞赛不仅造成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而且使其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经济发展不堪重负，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为减轻军费负担，改变国际形象，摆脱社会经济的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着手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并在“新思维”的基础上制定对外政策。苏联改革和“新思维”对作为其“卫星国”的东欧国家来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正如《冷战的最后十年》一书所言：“即使我们承认欧洲，特别是其中东部地区各民族是冷战结束的重要参与者，我们也不可能否认冷战结束进程的主要动力来自更遥远的东方。”
（一）苏联改革与东欧剧变
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把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科技进步置于工作中心，加快增长速度。6月，苏共中央召开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的会议，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问题放到党的整个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的中心位置。年2—3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方针。几乎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和民主化。他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指出：“不进一步发扬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的社会主义民主，加速社会的发展便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扩大公开性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原则性的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加管理。”
苏联改革在作为苏联“卫星国”的东欧各国引发不同反响。波兰和匈牙利赞同苏联改革并受到激励。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加速改革，取消物价补贴。不断上涨的物价引起社会普遍不满，团结工会抓住时机，向统一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年7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经济—社会振兴计划》决议，加快步伐适应经济的集约化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加速生产结构改造和技术发展，全面推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年5月，卡达尔·亚诺什辞去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职务，让位于格罗斯·卡罗伊，改任新设立的党主席一职，波日高伊·伊姆雷和涅尔什·雷热等党内激进派人物进入政治局，“变化的催化剂，是年轻的一代‘改革派’共产党员们对垂垂老矣的党的领导层的顽固感到失望，并对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进行的改革公开表示出热情”。
罗马尼亚反对苏联改革，民主德国持保留态度，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对此意见不一。保加利亚对苏联改革的肯定只是一种惯性的追随，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出于自觉自愿。保共总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曾辩称，苏联“公开性”的目的暴露了其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但是，由于保加利亚已经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所以不需要公开性。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或谴责，但他对令人讨厌的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强硬统治者的厌恶态度，却让数以百计的电视观众从官方电视台对他和东中欧和巴尔干一些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会晤和互访的报道中清楚地看到了”。日夫科夫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就受到了冷落。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罗马尼亚时，虽然暗示说他理解为什么齐奥塞斯库不愿意采纳改革的思想，这个问题可以留下来不讨论，但同时指出，如果一个人长期留在领导岗位上，那他的思想就会越来越僵化，看问题就会比较盲目。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在访问东欧或与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大力宣扬“一个已经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和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目前正在发生”的“革命的变革”。
戈尔巴乔夫的施压和宣传收到了效果。—年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公民认为，公开化和改革将有益于他们的国家。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布拉格民众亲切地呼唤他“戈尔比，戈尔比”，以支持他在国内的改革政策，并且希望类似的改革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6月，民主德国示威者反对柏林墙，为遥远的戈尔巴乔夫唱赞歌。年以来，保加利亚要求改革和公开性的思潮日趋活跃，出现了一些反对派组织。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执政当局也改变了某些做法。年7月，保共中央全会通过《保加利亚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总则》，开始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捷克斯洛伐克则逐渐放宽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限制，“七七宪章”运动等反对派组织得以公开活动。“布拉格之春”时期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苏联改革对于东欧国家的意义：“戈尔巴乔夫关于变革的宣言，从各个方面改变了华沙条约国家内的权力关系。它削弱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内反对公开化的势力，增强了匈牙利和波兰共产党内改革派的势力，他们试图与民主反对派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同时鼓舞了所有东欧国家的民主反对派。”
（二）苏联“新思维”与东欧剧变
在“新思维”指导下，苏联给它的东欧“卫星国”松绑。对长时间受制于苏联的东欧国家，特别是曾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发起冲击，却从未摆脱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言，苏联的放手释放了长期蓄积的对苏联控制、苏联模式，乃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加速了它们的变化。不仅如此，在东欧剧变过程中，苏联的不干涉乃至默许和支持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波兰，执政当局寻求与团结工会等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苏联对此予以理解。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部长布什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团结工会“不是异端”，“参加了团结工会的人如今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要去发挥”，苏联“正密切地注视波兰的情况，但是，是作为学生，而不是先生”。年6月，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受挫。7月，戈尔巴乔夫的特使声明波兰能自由决定其政府的形式。8月，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提名团结工会顾问、《团结周刊》主编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为总理候选人后，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中告诉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应该顺应这种新的形势”“必须跟着一起干”，对拉科夫斯基去莫斯科见他的请求，戈尔巴乔夫说：“我认为这个时候不合适，人家会以为我干涉你们的事务。”9月，苏联“承认了波兰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这个时刻至关重要，因为它表明苏联干涉的时代结束了。东中欧收到了这个信号，人们涌上街道，跨过通向西方的边界”。
在匈牙利，从年7月到年7月间，格罗斯等人先后4次造访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戈尔巴乔夫对形势变化持观望态度。年3月匈牙利总理内梅特·米克罗什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同意匈牙利拆除它与奥地利边界上的铁丝网的决定，赞许地说匈牙利和苏联正在“变得更加开放”。6月，匈牙利为纳吉·伊姆雷举行重新安葬仪式，苏联官方评论称这是“本着民族和解精神”采取的“人道主义行动”，苏联官员甚至不愿对安葬仪式上出现的反苏言论提出批评，称这些言论只是匈牙利的“内政”。9月，匈牙利边界向想要逃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开放，苏联对此保持沉默。
对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剧变，苏联除持不干涉态度之外，还在某些关键时候提供了支持。在捷克斯洛伐克，年11月，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准备镇压游行示威时，苏联施加压力，不要其用武力镇压i。在保加利亚，土耳其族人外逃之际，苏联表示不愿卷入保加利亚的民族纠纷。年10月，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佩特尔·姆拉德诺夫从莫斯科回国后，以辞去外交部长职务的方式力压日夫科夫下台。日夫科夫向苏联求救，戈尔巴乔夫拒绝了日夫科夫访问苏联的要求。其实，此时苏联领导人已经内定由在苏联接受培养的姆拉德诺夫等人推翻日夫科夫，接管保加利亚党政大权。在罗马尼亚，年12月，救国阵线委员会接管政权后，苏联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年1月，苏联外交部新闻局局长表示：在罗马尼亚事件中，苏联没有干涉该国的内部事务；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访问罗马尼亚时重申了支持救国阵线委员会的立场。
对民主德国，苏联不仅推动了其政局剧变，而且参与了它与联邦德国的统一进程。面对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想通过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年10月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庆典寻求苏联的支持，戈尔巴乔夫担心此行会被视为加强昂纳克的反改革立场而犹豫不决，几经斟酌后才决定前往。但事与愿违，戈尔巴乔夫的到来非但没有巩固昂纳克的地位，反而因他对昂纳克的批评和那句“迟到的人，会受到生活的惩罚”的警告加速了后者的下台。昂纳克的继任者埃贡·克伦茨上台后不久便与戈尔巴乔夫商讨民主德国的前途，戈尔巴乔夫同意克伦茨有关让一些人到西方旅行以缓解紧张气氛的建议，但他们没有详细讨论逐步拆除柏林墙的计划。当柏林墙被推倒，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向戈尔巴乔夫报告民主德国开放了所有的通行检查站时，戈尔巴乔夫说他们做得很对。
随着民主德国剧变和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的压力日益增大。对此，戈尔巴乔夫的关切点在于：不能容许德国人争取统一的热潮打断消除“冷战”的国际性努力；一切都应当循序渐进；德国人有权决定他们本民族的命运，但也须考虑到邻国的利益；任何形式的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都应予排除。基于这样的关切，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会谈时提出在两个德国和四个同盟国之间进行谈判，即“2+4”谈判的建议，贝克保证德国统一不会导致北约东扩。紧接着，戈尔巴乔夫与科尔确定了德国统一的所有要点，并将会谈情况通报了莫德罗。5月，“2+4”谈判开始。7月，戈尔巴乔夫与科尔就德国未来地位达成协定：统一后的德国拥有留在北约的权利，苏联军队将撤出民主德国。9月，“2+4”谈判结束，《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签署。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顾德国统一历程时曾说“统一的主角应该是苏联和德国的人民”，此言不虚！
苏联改革和“新思维”为其阵营内东欧国家的剧变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外部条件，但苏联改革和“新思维”的促动不是东欧剧变的全部原因，尤其是对早已脱离苏东集团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来说，其促变作用远不及对其他东欧国家那样直接和强大，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剧变更多地源于国内危机，或许还有连锁反应的作用。
三、东欧剧变与苏东集团和苏联解体
东欧“卫星国”的剧变不仅使苏东集团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且鼓舞了苏联正在发生的变化。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经互会和华约组织解散、苏联解体，作为冷战一方的苏东集团和苏联不复存在，冷战结束。
（一）苏东集团解体
东欧国家抛弃苏联模式后，把彻底清除苏联影响、脱离苏东集团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他们的努力与苏联放手东欧的意愿相契合，很快便使苏东集团分崩离析。年1月，应与会国要求，经互会第45次会议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制订改革计划。年7月，苏联由于支付平衡状况急剧恶化，决定自年1月1日起同其他经互会国家的双边贸易由传统的转账卢布记账方式改为按世界市场价格以硬通货现金交易。年下半年，经互会国家相继签订双边协定，以硬通货替代转账卢布，以世界市场价格替代人为的经互会价格，以附有若干指导性商品清单的一般协定替代详细的年度协议。到年1月，经互会内部贸易已经停止。经互会第次执委会会议决定成立取代经互会的新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但原定2月召开的商讨解散经互会、成立新组织的第46次会议因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的拖延未能如期举行。6月，第46次会议召开，成员国代表不再提成立新组织的问题，而是签署了解散经互会的议定书，规定90天后经互会章程失效，经互会正式解散。
与此同时，东欧剧变、苏联模式被抛弃，“华沙条约组织赖以建立与维系的政治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年9月，民主德国国防部长与华约总司令签署退出华约的议定书。年1月，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到年3月退出华约，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随后也提出类似的要求。不仅如此，苏军的撤离也使华约组织的存在成了问题。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宣布裁减其在东欧的军事力量。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民主德国与苏联达成撤军协议。年2月，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特别会议一致通过并签署议定书，决定从3月31日起中止在华约范围内签订的军事协定的效力，废除华约的军事机构和结构。7月1日，华约成员国举行政治协商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签署《关于使年5月14日于华沙签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年4月26日延长上述条约有效期限的议定书停止生效的议定书》，终止华沙条约，解散华约组织。
随着经互会和华约组织的解散，苏东集团土崩瓦解。
（二）苏联解体
几乎与东欧剧变同时，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年6—7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宣告转向政治体制改革。11月和12月，最高苏维埃相继通过法令和宪法修正案，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权力重心开始从党的系统向人民代表机构转移”。年3月，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包括鲍里斯·叶利钦在内的一批激进民主派代表当选。5—6月，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选举产生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苏联改变了国家权力结构，初步形成了类似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12月，叶利钦等部分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要求删除有关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宪法第6条。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几乎一致通过了取消宪法第6条的决定。3月，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宣布实行总统制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5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7月，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苏共党章和一系列决议，宣称：“政治改革的实质，就是从极权官僚制度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苏共坚决放弃政治和意识形态垄断，放弃取代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的做法。”尽管如此，叶利钦和54名俄罗斯联邦代表仍认为苏共二十八大辜负了党内和社会上民主力量的期望，宣布退出苏共。
有学者认为：“随着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权的相继崩溃，事态的新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又开始溢出，蔓延至苏联，动摇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并削弱了党和国家的控制力。”这些国家的剧变在多大程度上激励了苏联的变化或许难以估计，但作为同时发生的针对苏联模式的事件，东欧剧变与苏联变化的相互促动在所难免。更加可以肯定的是，东欧剧变“大大激起了苏联内部的民族主义势力。戈尔巴乔夫允许东欧国家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更加促使人们相信莫斯科不会对自己的分离主义动武”。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东中欧共产主义的终结加速了苏联的离心—解体进程，催化了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民族爱国运动，并开创了一个新的后冷战和后两极世界”。
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5个加盟共和国相继发表“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宣称自己是主权国家，提出独立要求。6月，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苏联联邦委员会会议，提出重建“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构想。新联盟条约草案第一稿和第二稿于年11月和年3月先后出台，随后举行了全民投票，80%的公民参加投票，其中赞成保留联盟的占76.4%，波罗的海三国、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官方反对全民投票。7月，最高苏维埃通过新联盟条约草案，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9个加盟共和国表示愿意签署。8月，《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正式文本公布。该条约大大缩小了联盟的权力，扩大了各共和国的权力，强调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加入联盟的各国保留独立决定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个别国家甚至可以以邦联成员的身份留在联盟内。
但就在原定条约签署日的前一天，发生了“8·19事件”，形势急转直下。8月23日，叶利钦宣布暂停苏共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活动。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解散苏共中央，各共和国共产党的命运由自己决定。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接受解散苏共中央的建议，叶利钦下令将苏共和俄共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收归俄罗斯国家所有。29日，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决定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到年12月中旬，除俄罗斯外的14个加盟共和国都已独立。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宣布建立独联体。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26日，最高苏维埃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经互会和华约组织的解散既是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发生剧变的必然结果，又与苏联放手东欧的政策息息相关。苏联解体既是苏联改革失误所致，又受到东欧剧变乃至苏东集团解体的促动。苏东集团解体和苏联解体终结了以苏联为首的苏东社会主义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集团之间40余年的冷战局面，国际格局由此发生显著变化。
四、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与国际格局的变化
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存在了40余年的苏美两极对峙格局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落入安全真空、渴望“回归欧洲”的中东欧，走上统一之路的欧洲，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向西方“一边倒”的俄罗斯。
（一）中东欧：安全真空与“回归欧洲”
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后，苏东集团和苏联解体，就连作为特定政治地理概念的“东欧”也变成了地理意义上的“中东欧”。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国力大衰，在中东欧的影响力大为下降。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奉行“亲西方”外交政策，不再把中东欧看作是外交的优先方面，与中东欧国家的军事和经济联系几乎完全中断。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欢迎东欧剧变，但认为没必要把自己与局势不稳、前景不明的中东欧绑在一起，引起西方的波动。因此，对接纳中东欧国家，“北约和欧盟都采取了一种相对回避的方法”。俄罗斯的撒手和西方的犹疑令中东欧国家落入安全真空。
中东欧国家因为长期被统治被控制的经历对这种真空状态异常敏感。其时，虽然俄罗斯已经撤出，但“遥远的过去和社会主义时期令人不快的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仍令他们心有余悸，满怀“对昔日俄罗斯的恐惧和对苏联遗产以及俄罗斯国内不时出现的不稳定形势的担忧”。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特别是随南联邦解体燃起的战火更使中东欧国家遭遇明显的安全威胁。此外，中东欧国家在转型之初政局不稳，经济衰退，机构运作不够完善，“可能更容易受到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影响”，“不得不应付毒品滥用、非法移民的涌入和各种犯罪”。如《欧洲的未来》一书所说：“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欧洲安全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只不过具有了新的特征。”
面对安全真空，“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明白如果他们想要避免陷入那种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的境地，即处在俄罗斯（这个国家代表了所有的不稳定和潜在威胁）和西欧的夹缝之中，那么他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将自己与西方捆绑在一起”。北约是进行集体防御、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军事联盟。一直以来，欧洲都处于北约的保护之下。欧共体/欧盟也承诺“如某一成员国领土遭到武装入侵，其他成员国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承担尽其所能向其提供援助与协助的义务”。中东欧国家深信加入北约和欧共体/欧盟将获得安全保障。不仅如此，东欧剧变本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源于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反感与反抗，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只有一个欧洲’，一种独特的欧洲文明，东欧国家在传统上是它的成员，仅仅是由于苏联统治的铁幕才使得他们暂时地与欧洲其他部分隔开。”一旦铁幕落下，“回归欧洲”顺理成章。
（二）欧洲：走上统一之路
虽然欧共体曾对是否接纳中东欧国家犹豫不决，但“铁幕的降落至少已经在地理上——如果不能说经济和心理上——消除了欧洲旧的东西之分”。年10月，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原民主德国的领土从此属于共同体。这是一个没有新国家加入欧共体的地缘政治扩张”。由此，“构建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希望被重新点燃”。
与此同时，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又令欧共体深受困扰。“德国的重新统一打破了法德之间的平衡。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一个虚弱的俄罗斯的诞生，挣脱了羁绊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不仅存在着麻烦丛生的危险——如同在南斯拉夫很快就得到印证，而且存在着作为一个真空地带把德国人吸引进来从而引起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敌对反应的危险。换言之，冷战的终结预示着欧洲的无政府国家体系及其传统的德国问题的一种回归。一个后苏联时代的转型危机从东西两面撞击着欧洲”。加速欧洲一体化、推动欧洲统一似乎成了摆脱困扰的必然选择。
年12月，欧洲理事会在马斯特里赫特举行会议。年2月，欧共体成员国首脑签署《欧洲联盟条约》，“决心将以欧洲各共同体的建立为起点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决定建立欧洲联盟”。同时，在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要求下，欧共体在最初的犹豫后向中东欧国家打开了大门。年6月，欧洲理事会里斯本会议在“扩大”项下讨论了欧共体与中东欧国家关系，重申欧共体愿在《欧洲协定》的框架内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伙伴关系，加强政治对话并将其扩展到包括最高政治级别的会议，通过合作帮助中东欧国家入盟。12月，欧洲理事会爱丁堡会议欢迎欧委会“与中东欧国家建立新联系”的报告，表示将在报告的基础上在欧洲理事会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决定，以便联系国为入盟做准备。年6月，欧洲理事会哥本哈根会议同意“如此渴望入盟的中东欧联系国将成为欧盟成员。联系国一旦能够通过满足所需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来承担成员国义务，就将实现入盟的目标”。欧盟东扩正式提上日程。
（三）美国：唯一的超级大国
冷战以其一方——苏东集团和苏联的解体告终，“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
然而，苏东集团和苏联解体在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同时，也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尤其是北约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既然冷战已经终结，一些欧洲人公开怀疑美国的霸权能否保证他们的利益，他们希望对北约加以改造，从而具有更为自主的军事能力。”美国则意欲为北约的存在寻找新的理由、拓展新的空间，以维护其在欧洲的“传统”利益，建立以美国和北约为主导的欧洲安全体系，防范俄罗斯重新崛起和向西扩张。恰恰此时，前南地区战火频仍，欧共体/欧盟干预不力，特别是波黑战争打了3年多，最终才在美国和北约的强大军事和政治压力下结束。这让“欧洲人充分意识到他们需要一种有效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但同时事实也暗示出他们要在这个领域里达成某种一致是多么的困难。不论欧洲人对美国人是多么的恼怒，但他们还是意识到有美国人在身边时的便利”。更为重要的是，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北约，美国可借北约东扩，扩大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并通过拉拢中东欧新成员国抑制欧盟的独立倾向，继续保持对欧洲的控制。结果，北约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不断扩大。
随着北约的存续，美国“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完好无损，支撑着“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由此“制造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四）俄罗斯：向西方“一边倒”
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国力衰弱、地缘政治影响力下降，不仅失去了与美国对抗的能力，也不再有与美国对抗的欲望。年2月，叶利钦与布什在戴维营会晤，声称两国“不把彼此视为潜在的敌人”，两国关系将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和尊重基础上的友谊和伙伴关系。6月，叶利钦访问美国，与布什签订《关于削减战略武器的谅解协议》等30多个声明和协议，涉及政治、经济、科技、贸易、军事等领域。双方还签署了《美俄伙伴和友好关系宪章》。年1月，叶利钦与布什在莫斯科签订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4月，叶利钦与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温哥华会晤，双方签署了《温哥华宣言》，宣称“坚决致力于”两国“富有生气、卓有成效并加强国际安全的伙伴关系”。8月，叶利钦公开赞同波兰加入北约，称这与“俄罗斯的利益”相一致。年1月，克林顿访问俄罗斯，与叶利钦共同主张“坚决尽快结束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必须建立新的欧洲安全体系”“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是形成欧洲安全模式的重要因素。会晤发表的《莫斯科宣言》称两国关系已“进入了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并沿着“开诚布公和相互信任”的道路发展。
俄罗斯全面倒向西方和美、欧、俄融为一体的局面很快便有了变化。“作为对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合作关系的回报，叶利钦期望得到对‘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尊重（如他在年‘联邦政府报告’中所说）和经济援助。而在这两方面叶利钦都越来越失望，这也使国内对他屈从西方列强的政治批评显得愈加有效力。其所导致的结果是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俄罗斯改变“亲西方”外交，开始强调维护俄罗斯的利益和大国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欧洲一体化向前推进，俄罗斯的国力亦有所恢复，美、欧、俄的博弈渐次展开但未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虽与美国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基本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相同，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俄罗斯虽是美、欧防范的目标，但因国力所限，无法与美、欧抗衡。冷战时期，东欧国家处于美苏之间，大都加入苏东集团。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处于美欧俄之间，仰仗北约和欧盟的保护。如何在北约和欧盟框架内、在美欧俄博弈中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成为它们面临的新挑战。
（责任编辑李淑华刘阳）
来源：《俄罗斯学刊》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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