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这座城，正如它的名字所寓意的那样，其命运根治于西部大陆。
马克思说的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这命运是历史和现实赋予西安的。
但，当甘肃天水掉头向南看的时候，不仅在于竞争对手太强大，也在于所谓“西北龙头”的西安，对于西部太傲慢太忽视。
西部不是西安的后院，恰是它的前路。
往西的道路，从来都是开阔的。
1
公元前年，西汉。
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
距离汉帝国首都长安西北公里之外的云阳（今陕西淳化）甘泉宫里气氛不同寻常，—个使团即将出征。
朝廷侍从官张骞郑重地从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他将率领使团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这一年，他们都很年轻——刘彻19岁，张骞27岁。
对于距今年前的这个帝国来说，“西域”，无疑是个风险重重又令人向往的地方。那时，在年轻的汉武帝麾下，几乎所有谋臣武士，对遥远的西方世界一无所知。但，帝国又必须向西。
此时，汉帝国最高统治者铲除了异姓王。平定了刘姓诸王叛乱，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经济上休养生息，国富民强，充满活力。但是军事和外交的羸弱却让这个国家被北方的匈奴王朝袭扰和压制了几十年。
年轻的刘彻自登基的那一天起，就踌躇满志地开始谋划如何经营自己的国家。
他的国家，向东是大海；西南方向是犹如天然屏障般的青藏高原；向北和向西都是强大的匈奴势力。
匈奴，始终是东亚大陆诸国的噩梦。他们曾经是亚洲大陆上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的游牧部落，成为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可怕力量。
为了对抗匈奴，秦代开始在帝都咸阳北上草原的入口处——云阳，大修土木，修建离宫称“林光宫”，周匝十余里。
此后，秦始皇一方面开始横贯东西，修万里长城，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另一方面纵贯南北，从云阳出发，北至九原，修建了“高速公路”秦直道网络。
依靠这两大工程，秦始皇屡次用兵，北击匈奴，将他们赶回了草原。
秦末汉初之时，趁着中原形势混乱之际，匈奴杰出的军事统帅冒顿单于杀父自立，驱逐东胡、月氏等邻族，一统大漠，建立起庞大的匈奴王朝。这个王朝雄踞在高原大漠之上，俯瞰着东亚腹地，他们兵锋南指，成为汉帝国最强悍的敌人。
元封二年（前），汉武帝于秦代林光宫旁的基础上，再次修建甘泉宫，周围十九里，可以遥望长安城。此后，甘泉宫作为次于长安未央宫的重要活动场所，它不只是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避暑胜地，而且许多重大政治活动都安排在这里进行。
对于意图击败外敌，振兴帝国的刘彻来说，如能联合西域，形成东西方向的联合夹击，必定可以打败匈奴。临行前，汉武帝刘彻在甘泉宫隆重接见了张骞。
秦汉都城长安的陪都“甘泉宫”，也是秦直道的起点
甘泉宫地处胡汉交通要冲，是帝都长安的门户，在这里接见出使西域的张骞一行，象征意义非凡。
公元前年，从甘泉宫出发13年后，来杳无音信、几乎被遗忘的张骞从遥远的西域神奇归来，京城为之轰动。
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变成年近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当年出使的使团，今天回来的也只有他和堂邑父、匈奴妻子，还有他带回来的西域地图和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以及他未曾泯灭的梦想。
张骞将西域诸国丰富的物产、奇异的风俗，以及山川地貌，向汉武帝和众大臣做了详细汇报。
张骞的讲述，让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所有人都听得入了迷。张骞13年起伏跌宕的出使经历，对于汉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地理大发现。让地处亚洲东部的汉帝国视野大开。
张骞出使西域。来自纪录片《河西走廊》
从此，他们的目光已经可以越过巍蛾的崇山峻岭，穿过河西走廊，看到了西域、中亚、南亚，一直到罗马帝国。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这将是汉帝国随后在西域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也使汉武帝最终坚定了打败匈奴的信心。
3年后。公元前年二月到四月。已经晋升为大将军的卫青率六路大军先后两次进攻匈奴。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军衔跟随卫青出击漠北。张骞利用他熟悉匈奴军队特点、具有沙漠行军经验和丰富地理知识的优势。为汉朝军队做向导，指点行军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案。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确保了战役的胜利。战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
“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张骞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而汉帝国也在经营西域和开通丝绸之路基础上，持续对匈作战。
最终，在张骞从甘泉宫出发87年后，黄龙元年正月（前51年），汉武帝孙子汉宣帝，在甘泉宫接受了匈奴单于和其他蛮夷君王的朝觐。
之后，甘泉宫又成为巩固帝国统一，控驭边疆外国的重要场所。
一方面，地处出入关中塞外交通要冲的甘泉宫，实际是西汉时期的“陪都”。
当时，甘泉宫作为帝国六大宫殿之一，是唯一位于长安城外的一座，但其规模却仅次于长安未央宫。史书记载，甘泉宫在汉武帝建元时，再次扩建，“周回十九里一百二十步，有宫十二台十一”（《关中记》）
另有记载说，甘泉宫“宫殿楼观略与建章相比，百官皆有邸舍”。甘泉宫规模广大，景象雄伟，不仅山高气爽，且其地理位置具有屏障长安，抵御匈奴，联络塞外的优势。
为此，汉武帝常于每年五月开始在此避暑、狩猎、“朝见诸侯王”、“飨外国客”三个月，到秋季八月回都。
据北大历史学者李零学者说，这与清代康熙乾隆每年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会盟蒙古、木兰秋狝的情况类似，连时间都几乎一样。
另一方面，甘泉宫也同承德避暑山庄一样，发挥着统一帝国，“柔远能迩”，统御四方的职能。
史书记载，甘泉宫所在地是“黄帝以来祭天圜邱之处”，是黄帝升仙的地方，又记“匈奴祭天处，本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可见，甘泉宫，地处古老的胡汉祭祀中心。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
之后，《汉书·郊祀志》记载，武帝因齐人李少翁言，“作甘泉宫遗址，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鬼神，而置祭具以祭天神。”
李零先生说，汉武帝为统一帝国，大兴祠畤，数倍于前，他把首都长安的亳忌太一坛（祭太一）立为中心，有如太一，而以甘泉泰畤（祭太一）、山西汾阴后土祠（祭后土）和雍五畤（祭五帝，在今宝鸡和凤翔）环绕之，有如三一，统领天下诸祠。
其中，甘泉泰畤是祭天中心，地位最高。
甘泉泰畤，如同北京天坛，有祭天圜丘，上有太一坛（紫坛），周围有五帝坛和群神坛，这是汉族祭天的最高中心。
此外，还有六座象征汉武帝怀柔政策的祠庙。三座是胡祠，径路神祠是祭祀匈奴的刀剑之神，休屠祠是匈奴休屠部落的神，金人祠则是供奉从匈奴俘获的“祭天主”铜人，铜像胡人相貌，胡人衣服。这三座祠庙为塞外胡人所设，另外三座则是为汉武帝征伐过的南越所设的“越祠”，依南方越巫的方法祭祀。
正如李零先生所说，甘泉宫是把汉胡越之神搁在一块儿祭祀，“和平共处”，一庙可抵百万兵。
秦汉下降至唐，帝王们常常往返于甘泉宫，朝见诸侯，宴飧外国使臣，防外安边。
《汉书·郊祀志》记载，汉代皇帝屡次住宿甘泉宫：“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来，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十年（年）曾到甘泉宫。
2
公元年，北京。
曾在四年前，出塞山西、陕西榆林、宁夏，三次亲征噶尔丹的康熙皇帝，发布了西巡陕西的命令。
他说，康熙皇帝西巡之前，已经有过东巡、南巡与北巡，唯独没有深入陕西。
而陕西省为岩疆重地，当年出师塞外时他曾经历其边境榆林，而西安一路则未及亲莅。当陕西督抚以及河南山西巡抚诸臣都请他西巡时，他当即答应。
这一年，康熙帝五十岁，他像往常一样他拒绝了大臣为其上尊号的请求，表明一种务实的治国态度。
该年对于康熙帝是不平凡的一年，他连续巡幸，实为巡幸之年。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南下山东、江浙，巡视堤工，长达59天。五月开始至八月二十九日继巡幸塞外，避暑行围巡视蒙古，北巡共计90天。
接下来就是这次西巡。
不过，年初的南巡是为了完成上一年半途而废的巡幸，北巡是每年进行的，唯独西巡是专门之行。
可以说，康熙帝以西巡的方式为自己的五十大寿献上了一份大礼。
10月11日，康熙一行从北京出发，途经直隶保定入山西太原，南下山西蒲州。
11月11日，抵达黄河岸边。之后，队伍进入陕西，到达至潼关，陕西绅衿士庶跪迎圣驾，是日驻跸城内。此后，康熙一行经过分界铺、渭南，到达西安近郊的临潼县温泉。
对于陕西人来说，自从唐王朝灭亡，这是第一次到正牌的天朝皇帝，兴奋之情弥漫乡野。
一路上，“陕西绅衿士庶设香案，献果食，男妇执香跪迎者，自（黄）河岸至城内，填塞衢巷，遍满山麓，皆恭祝皇帝万万岁，欢忭之声轰震山岳”。
15日，康熙帝一行自临潼县启行，进入西安府。
据随行的起居注史官记载，自大路以至霸桥，陕西绿旗官兵都全副武装，列队站立，绵延二十里，而陕西官员则全部穿着官服列班跪迎。
满西安城人头攒动，道路两旁挤满了扶老携幼，穿着鲜艳服装的老百姓，人们你推我挤，都想看看皇帝长什么样。
对此，康熙也没有实行清道戒严，并允许百姓近前观看，甚至他还“恐小民不识天颜，舍骑而乘步辇”，停在路上，主动与百姓谈起话来，于是，“阖城内外，俱欢呼相告”。
到达西安后，康熙从巩固边疆，将陕西建成经营西北西南大本营的战略考虑，立即接见了如青海和硕亲王扎什巴图尔、鄂尔多斯多罗郡王董罗布、厄鲁特多罗贝勒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西北蒙古众多部落首领的朝觐。
第二天，康熙帝就亲自检阅了西安驻军。此后数天，康熙帝数次驾临教场，率诸皇子及善射侍卫等射箭演武并检阅部队。
当看到西安驻防官兵军事素质精练时，他很高兴，并对当地官员说：“朕为西土兵民生计，不辞地方遥远，冒涉严寒，躬行巡狩，见西安……军容整肃，朕甚嘉之。较之各省之兵允为超出，应大沛恩泽，以示朕不忘劳勚人员之意。”
而随驾观览的蒙古贵族，则通过阅兵，“窥见官兵整齐、队伍森严、甲冑鲜明、无不互相叹异“，当即表示“臣等但知禁兵精练，天下无敌，未知外省之兵亦皆如此，自当亿万年永享承平之庆”。康熙随即龙颜大悦，赐陕西官兵及蒙古诸王、贝勒、台吉等宴席。之后，康熙又封达赖之弟青海台吉盆苏克为多罗贝勒，赐蒙古诸王、贝勒、台吉等缎匹银两。
对于陕西悠久的历史，康熙是清楚的，他派遣官员到处祭祀山川，祭祀周汉唐等历代王朝帝王皇陵。
特别是当翰林院拟好周文王、武王祭文后，康熙亲自审阅批示。19日，遣官祭周文、武、成、康，汉高祖、宣帝陵，唐高祖、太宗、宣宗陵。
为此，除了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多项积极措施保证帝国西部战略的实施外，康熙皇帝还从“因俗宜民”的方针出发，亲自“周览”西安城内地形，并选择了一块高地，下敕由朝廷拨款，于康熙四十四年（年）修建一座佛寺，使之成为象灵鹫山一样的灵山圣境、香城净土，借以吸引“五陵六郡之众”和“外藩属国”，从而达到“助王化”、“锡民庥”、使边疆乃至整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这就是后来的广仁寺。
位于西安城墙西北角的广仁寺，陕西唯一一座藏传格鲁派寺院
该寺在西巡后建成，康熙撰写《广仁寺碑文》，集中表达了他对西安作为帝国西部中心地位的战略考虑。
他在碑文中说，“朕存心天下，眷顾西陲，惟兹关陇之区，实切封疆之重”。而帝国西部的统一与巩固，主要有两条，一是“以运际承平，无忘武备”，积极开展军事战备，二是“顾念久治长安，务在因俗宜民”，改善民生，改革宗教、地方和政府制度。
其中，佛教的“利济之道”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目标“指有同归”，因此要求他们发挥作用使得“五陵六郡之众“，都来叩拜，遥远的“外藩属国”，能“群游净土”，上“助王化之遐宣”，“下以锡民休于有永”。
实际上，当时大清王朝如同西汉王朝一样，在各地修建了等级不同的各种寺庙，其中有四处十分重要。
首先，北京作为帝国都城，集中了最高的祭祀中心和众多的宗教场所，其中最重要的是“九坛八庙”。
所谓九坛八庙，即天坛、地坛、祈谷坛、朝日坛、夕月坛、太岁坛、先农坛、先蚕坛和社稷坛等诸坛，这些都是明清皇家进行各种祭祀活动的地方。八庙，则指太庙（故宫东侧，供奉先祖牌位）、奉先殿（故宫内，祭祀皇家先祖）、传心殿（故宫文华殿，供奉帝王先师牌位）、寿皇殿（景山公园，供奉清代帝后祖先神像）、雍和宫（喇嘛庙）、堂子（萨满教）、文庙（孔庙）和历代帝王庙。
其中，堂子是定都北京后，因满人信奉萨满教而修，而雍和宫则是由于蒙古等族信奉喇嘛教，雍正登基后将原住过的雍亲王府赐名而来。乾隆九年（），又将雍和官改为北京最大的喇嘛庙。
北京这八座寺庙也称“内八庙”，在大清王朝的“陪都”承德，又有“外八庙”。
实际上，包括“外八庙”在内，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外环绕着十二座重要寺庙。它们都是大清王朝康雍乾时期边疆政策的象征。
而位于承德的热河行宫，即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也是年康熙西安之行前，5月至8月他北巡塞外时，开始兴建的。
法国传教士马国贤，《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第二景《芝境云隄》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外环绕的寺庙中，溥仁寺、溥善寺（现已不存），是康熙六十大寿时，为接见蒙古诸部而兴建，建筑样式为汉地样式。其余为乾隆时所建。
普宁寺是为庆祝平定准噶尔蒙古叛乱，宴请卫拉特蒙古各部首领所修，仿照西藏三摩西藏三摩那寺（又称桑鸢寺）样式。
普佑寺，是蒙古喇嘛经学院。安远庙，俗称伊犁庙，庆祝乾隆平定准噶尔部而建，仿照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寺。
普乐寺以纪念土尔扈特、左右哈萨克、布鲁特等族归顺清朝所建。
普陀宗乘之庙，是为四方藩属庆祝乾隆六十寿、他母亲八十大寿，以及庆祝蒙古土尔扈特部从沙俄东归而修建，仿布达拉宫，俗称“小布达拉宫”。
须弥福寿之庙，是为六世班禅前来祝寿，仿照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样式。这六座庙，都是藏式。
李零先生讲，清代“怀远柔人”，一大政策就是“广修庙”，主要依靠喇嘛教（黄教），满蒙藏一教统一，而汉地佛教，也可相通。
如此一来，“毕竟掌握了多数”。
除了北京和承德之外，大清王朝还有两处重要寺庙，一个就是康熙西巡西安，“眷顾西陲”所修的广仁寺，另一个，则是东北沈阳的实胜寺。
年，皇太极征服蒙古林丹汗部，林丹汗的母亲将3件宝物献了出来。其中之一，就是藏传佛教（喇嘛教）圣物——玛哈噶拉佛金佛。相传这尊金佛是当年黄教创始人宗嘎巴在募得千金后铸成的，因此在佛教界备受尊敬。
而实胜寺也由此建立。
林丹汗部三件宝物的易手，标志着清王朝继承了蒙古大汗的法统，奠定了其统治满蒙藏的合法性（入住北京，祭天地是继承了帝统）。
因此，清朝历代皇帝均对实胜寺十分推崇，每次东巡都要到实胜寺朝拜，以喇嘛教结交人心，炫耀祖宗功德。
这样，大清帝国围绕国都北京，就形成承德、沈阳、西安这三个北、东、西的战略支点，它们共同构成了帝国“柔远怀人”战略版图。
而大清王朝的这个战略格局，与汉武帝把首都长安的亳忌太一坛（祭太一）立为中心，而以甘泉泰畤（祭太一）、山西汾阴后土祠（祭后土）和雍五畤（祭五帝，在今宝鸡和凤翔）环绕之，以统领天下诸祠的格局，十分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也就在年康熙西巡西安，决意修建广仁寺的时候，太平洋那头的北美大陆上，欧洲殖民者的立法会议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
之后的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镑。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一百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五十镑。”
与康熙同时代的欧洲殖民者，特别是美国西进运动屠杀土著居民不同，中华帝国在传统上并不把武力排在统治民众的第一位。
汉武帝和康熙皇帝这种“因俗宜民”“怀柔远人”的策略，既来源于是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思想，也出自《礼记·王制》所讲“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则。
即，在尊重民族习俗和宗教的基础上，致力改革了各项地方制度法律，改善百姓生活的法则。
中华帝国，秦汉是头，明清是尾，甘泉宫与广仁寺，汉武帝与康熙帝，一脉相承。
而广仁寺建立后，大清王朝也以陕甘为西部中心，历经三代人，近一百年时间，终于收服了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完成了帝国的统一。
3
然而，广仁寺与甘泉宫又截然不同，它们之间毕竟跨越了千年的时空。
当它在年建立的时候，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年5月27日，就在康熙横穿东亚大陆，西巡抵达陕西6个月之前，欧亚大陆的另一头，波罗的海岸边的兔子岛上。
一场隆重的奠基仪式正在举行。
主持这场仪式的，是年满30岁、身材高大、野心勃勃的彼得大帝。
这一年，是他继位沙皇的第二十一个年头，也是他推动沙皇俄国大力改革后的第十四个年。
年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比西欧落后几百年。到处盛行着农奴制——实际上农奴的数目在增加，而其合法权力在减少。俄国错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大好时机。牧师愚昧无知；文学暗淡无光，数学和自然科学无人问津。同西欧相比，俄国几乎还在中世纪时期。在西欧，此时牛顿的《自然哲学原理》刚刚问世，文学和哲学事业繁荣昌盛。
至年间，彼得跨越欧洲大陆，由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秘密前往西欧各国，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一次为他随后的统治定下了基调的旅行。
彼得在这次旅行期间，用了一个假名（鲁尤特尔·米海伊洛夫），混在人群间，他不仅为荷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当了一个时期的船长，还在英国造船厂工作过，在普鲁士学过射击。他走访工厂、学校、博物馆、军火库，甚至还参加了英国议会举行的一届会议。总之，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工业及行政管理方法。
年彼得返回俄国，为了使俄国国家现代化，他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改革。为了鼓励西方工艺和技术的引进，他把许多西方技术人员带入俄国，还派遣许多年轻的俄国人到东欧去学习。他在整个在位期间都鼓励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他的统治下，城镇的规模扩大了，工商业在数量上有了增长，扩大了影响。
同时，在他的领导下，俄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
这次是为了出海口。
他在南部与土耳其交战，在北部与瑞典交战。
与土耳其初战告捷，于年攻克了亚速港，从而在某方面来说给俄国开辟了通往黑海之路。
同瑞典作战的整个局势几乎与同土耳其作战的情形正相反，俄国人初战失利，但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年，俄国与丹麦和萨克森结盟同瑞典展开了一场战争，当时瑞典是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波兰后来也对瑞典宣战）。年俄军在纳尔瓦战役中失败。这次战役之后，瑞典国王就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敌人。与此同时，彼得重建俄国军队，瑞典和俄国再次交战。
年瑞典军队在波尔塔瓦彻底失败。
俄国通过这次战争，吞并了波罗的海东岸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附近的一片重要领土。虽然这次征服的领土并不很大但却很重要，因为它给俄国一个大西洋的出口，一个“了望欧洲的窗口”。
彼得决定在涅瓦河两岸，即在征服瑞典所获的土地上，兴修一座新城市
这，就是年奠基的那座城市。后来它有一个名字，叫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的彼得大帝铜像
至此，波罗的海出海口从此纳入俄罗斯版图，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创建了波罗的海舰队，使俄罗斯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海军。
年，欧亚大陆两端相隔几万里之遥，却几乎同时开工新建的圣彼得堡与广仁寺，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广仁寺修建前四年，康熙皇帝曾出塞山西、陕西、宁夏，亲征盘踞今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西蒙古准噶尔汗国噶尔丹。
正是这次亲征，拉开了大清王朝长达70年，漫长统一战争的序幕。
而清代西征蒙古，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西蒙古和沙皇俄国的内外勾结，以及沙俄与东蒙古的冲突。
如秦汉隋唐等无数中原王朝一样，内陆的威胁，始终是中华帝国的心腹之患，而这也是大清王朝，自康熙到乾隆，祖孙三代持续近一百年需要解决的国家问题。实际上，自清王朝迅速崛起于东北，并统一中国的同时，地处新疆的“西蒙古”，也向东南方向迅速扩张，逐步征服了青海、西藏等地区。而且，西蒙古在文化上与西藏喇嘛黄教结合在一起，设立了在蒙古武力保护下，由达赖、班禅坐床统治西藏的制度，从而使得西蒙古的势力扩展到整个青藏高原。
至清朝建国之后，西蒙古日益走向强大，不但控制西藏事务，而且力图联合沙皇俄国，对抗中央王朝。
彼时，俄国殖民者已经进入了外贝加尔湖地区，开始和喀尔喀蒙古（即东蒙古）发生冲突，并从年代起，将侵略重点逐步向东，进入了黑龙江流域，并屡屡侵扰边境。到了年，沙俄更提出了“俄国--瓦剌（蒙古）联盟”的设想。
大清王朝的北方大陆，陷入了空前紧张的博弈之中。
为了打击沙俄的侵略和斩断准噶尔的左膀右臂，康熙皇帝在年到年，发动了收复黑龙江被占领土雅克萨的战争，并与之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其中，该条约的第五条约定：两国人民如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准其在两国境内往来贸易，而中俄两国由此开始了定期的贸易往来。
这也是康熙兴修广仁寺，将西安建成经略西北西南大本营，最大的时代背景。
4
广仁寺建立之后，历史的洪流也随之滚滚而来。
年之后过了12年，康熙五十四年，西安城区西南隅矗立起一座教堂。
这就是五星街天主教南堂，西安人习惯上将它称为“南堂”，相对于“北堂”（糖坊街天主教堂，西安第一座教堂，由明朝官员王徵投资兴建，是欧洲传教士从陆路经陕西入中国的一个落脚点）而言。
该堂是由意大利方济会会士、陕西天主教第二任主教兰溪委派意大利传教士马戴第主持修建，竣工后成为天主教陕西总堂，年—年，意大利籍主教方启升再次扩建、改建。
然而，更大的一场历史性风波，在年前后的欧亚大陆上展开。
这就是爆发在康熙年间，大清王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中国礼仪之争”。
自明朝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来华，并采用理解和尊重中国的传统礼仪习俗的态度，因而打开了在华传教的良好局面。而基督教也随之开始在民间兴起，奉教人数与日俱增。据统计，年（顺治七年）耶稣会教友达15万人，年（康熙三年）耶稣会教友达25万多人，年（康熙九年）全国各修会信徒共27万人。
西安城内的五星街天主教南堂
清代统治者从多尔衮开始，身边便出现一类特殊的人群，他们拥有西方人的外表，精通现代科学，却身穿朝服，穿梭于皇宫大内，为皇家事务献计献策，甚至参与大清的外交和传位大计。作为顺治帝的老师，法国传教士汤若望更是顺治口中的“玛法”（满语意为“老爷爷”），清代早期不少西方传教士接踵入华，遍布各省传教建堂，成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一个黄金时期。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不仅仅限于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更是帝国政治的参与者，他们成功地争取到了上层统治者的信任，为天主教踏上中华大地打下皇家基础。
康熙二十八年（年），康熙帝任命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为议员，随同索额图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条约以拉丁文为正式文本，在谈判中，两位传教士“竭尽绵薄”，康熙对其大加褒奖：“合约得以缔结，实赖尔等之才智与努力”。
康熙还用西洋文写下“西洋人心最实，皆因学问有根也”的字句，以示对传教士的肯定。年，康熙下发了闻名西方的《一六九二年康熙皇帝保教令》，公开解除禁令，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
因此，天主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后不久，康熙久病，宫中太医束手无策，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贡献西药“金鸡纳霜”（奎宁）治愈了康熙帝的疟疾。皇帝大悦，下旨把皇城内的一处住宅赐给他们作为赏赐。次年，康熙帝又把住宅附近的空地，也就是在北京皇宫外的西安门内蚕池口，作为修建教堂的地基赐予法国神父，这里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北堂”，名为救世堂，即为西什库教堂的前身。这也是中国第一座皇家承认的天主教堂。
年，也就在广仁寺开始修建的同时，北京的救世堂扩建成大堂，康熙御赐“万有真源”等匾额。
据统计，至康熙末年，以法国耶稣会教士为主的在华传教士，已经使近名中国人皈依了天主教。这时的传教士在书信中，曾乐观地认为康熙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中华帝国人民皈依天主指日可待，沙勿略、利玛窦等人所期待的“东方君士坦丁大帝”即将出现在“中央帝国”。整个欧洲也期待着康熙把中国变成最大的基督教国家。
甚至在年，康熙皇帝曾任命法国传教士白晋为特使出使法国（此前康熙为分化沙俄和准噶尔曾派人出使莫斯科）。
他们携带赠送法国国王的珍贵书籍四十九册，至年5月回到巴黎进见了路易十四。白晋随即在法出版《中国现状》与《康熙皇帝》两本书，欧洲掀起中国热。之后，他们于年返回北京，并携来法国国王回赠的一批名贵雕刻。
不过，康熙帝和天主教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多久。
自明朝末年罗马教会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以来，在传教方式上，传教士内部一直存在争论。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引用儒家经典中关于天、上帝的概念，论证天主教之上神的存在，并顺应尊孔、祭祖等传统礼仪与社会习俗进行传教，解决了天主教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获得了显著成效。
但，这一主张却未能取得另一部分传教士的认同。
是否允许中国信徒祭祖祭孔？究竟用“天”、“上帝”还是西文“Deus”译音“陡斯”来汉译天主教中的天主？围绕这两个问题，引发了一场大争论，甚至延伸到罗马教廷。
就在西安广仁寺开始修建，北京北堂建成的年，福建的法国传教士颜当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
这使康熙帝十分恼怒，在天主教徒是否敬孔的问题上，他没有做出任何退让。康熙下发了对天主教传播的诸多限制，并手书“敬天”匾额悬挂于各地教堂。
同时开除两名提出异议的传教士,以示警告。
而且，康熙也派人到欧洲活动（即出使法国的白晋等人），以争取神学家们以及巴黎红衣主教的支持,要求罗马教廷重新审议对于中国的决议。，就在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之时，罗马教皇将此案交给“异教徒裁判所”审理。年,法国巴黎大学的神学院裁定中国礼仪为“异端”。
年，罗马教皇克莱芒十一世命令圣学部发布了禁止教徒祭祖祀孔的命令。这是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问题所作出的第四个决议。而奉命前来宣布禁行中国礼仪的教皇特使意大利人铎罗(又译作多罗)，也在这一年抵达中国。
康熙帝接见了铎罗，对他以礼相待。
他耐心地向其解释中国的礼仪，说明祀祖、祭孔、敬天决不是迷信。他明确指出：“中国之行礼于牌，并非向牌祈求福禄，盖以尽敬而已。此乃中国之一要典，关系甚巨。”并强调：“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可是，铎罗顽固坚持禁止中国礼仪的立场，并召颜当入京，让他向康熙帝论述教廷有关礼仪之争的决议。颜当只会福建方言，不懂北京官话。
他与康熙帝的对话只能通过翻译进行。康熙帝问他有关“天”与“天主”的问题，颜当的回答令康熙帝很不满意。康熙帝认为“颜当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
在进见了康熙时，铎罗并没有向清政府透露任何罗马教皇的禁令的信息，当其到达南京后，突然宣布了该禁令,并将中国礼仪正式裁定为异端宗教活动,予以禁止。
铎罗在南京宣布罗马教皇的禁令之后,康熙皇帝也相应地采取了强硬措施,将反对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包括铎罗在内,都驱逐出去,以此回应教皇的决定。同时，他下令凡在华传教士均须领取清廷的信票，声明永不返回西洋，遵守利玛窦的规矩，顺从中国礼仪，方可留居中国。否则绝不准在中国住，必驱逐出境。
尽管如此，康熙帝仍然希望教廷能改变态度，撤消禁令。他先后两次派传教士出使罗马，表明自己对中国礼仪的态度，急切地期待着教廷的回复。多次在官员的奏折上批示：“有西洋消息么？”
然而，罗马教廷一意孤行，年,克莱芒十一世再一次发布了更严厉的禁令，要求所有的在华传教士无条件地服从。为此，教皇第二次派人出使中国。
年，教皇特使嘉乐抵华。康熙帝一直将他当作贵宾对待，多次接见他，与他进行说理与辩论。康熙帝对待礼仪之争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不愿意因此而造成中西方的决裂。次年1月，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译成中文，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愤怒地批示道：“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从此，康熙皇帝以及大清王朝对西方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不过，康熙帝虽与罗马教廷决裂，颁布了禁教令，但是终康熙朝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
清廷所驱逐的还只是未领票的传教士。凡有一技之长，履行手续向清廷领取信票之后，便可留居中国。同时，康熙帝并没有改变招徕西洋科技人才为清廷服务的方针。
但是，年爆发的“礼仪之争”还是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严格执行。
而这次礼仪之争的爆发，也直接影响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年的那次访华的所谓“礼仪之争”。
年，马嘎尔尼使团所绘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万树园英使觐见场景素描图。
也就在雍正乾隆时，全国禁教，西安城区糖坊街天主教堂（北堂）与五星街天主教南堂，相继关闭。
此后，鸦片战争爆发，中西关系易手，山陕教区分治，陕西第二任和第三任天主教主教高一志、林奇爱从年起，与清政府陕西当局多次交涉，于年索回教产，并再次扩建。
这时，中华大地已强敌环伺，危如累卵。
5
年11月底的一天晚上，近百辆清一色的美国道奇卡车，亮着车灯、顶着初冬的寒风，在黑暗中沿西兰公路（西安-兰州）由北向南一路驶来。
车厢被帆布包盖得十分严密。从偶尔一闪而过的亮光可以看出，驾驶车辆的是中国籍军人，押运员却是全副武装的苏联官兵。
车队最后鱼贯行至咸阳市区，隐没在一家名叫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的仓库大院里。
大院内外早已布满荷枪实弹的军队和驻地警察的警戒岗哨。
随着落满灰尘的帆布被揭开，车厢上满载的大炮、战车等重型武器露出了真实面目。
这些刚刚运来的武器军火，被清点登记后，储藏进了20间腾空的仓库里。同在卸货现场的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经理汪晴江叮嘱其他厂领导：注意保密，对外统一口径是“羊毛原料车队”。
这位汪晴江先生，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被称为“旧中国纺织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的奠基人之一”。
陇海铁路和西安
汪晴江先生早年就读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和上海南洋路矿学校，曾在上海中国运输公司工作。年，他奉命来到陕西，在咸阳火车站西购地百余亩，筹建了这家名为中国机器打包公司的企业。
这家也叫咸阳打包厂的企业，主要资产只有一台打包机和两台卧式火管锅炉，全部摆在火车站为外运的棉花打包。
而抗战爆发后，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相继沦陷，棉花东运受阻，加之日寇飞机不时狂轰滥炸，该厂时开时停，损失甚重。
为图生存，汪晴江经过多方联络、协商，年3月，咸阳打包厂与湖北省纱布局联合组建咸阳纺织工厂。纺织厂利用咸阳打包厂机器及部分厂房，由湖北省纱布局出纱锭及其他机械，在汪晴江的主持下开始生产。
与咸阳打包厂合并的这家湖北省纱布局，大有来头。
它是在日军炮火中，历经三个月从遥远的武汉迁来陕西的企业。而它的创办人，则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导者之一的湖广总督张之洞。
年8月，九江失守，武汉告急，湖北省建设厅决定把省属官布局、官纱局迁往陕西，麻布局、纸厂、修船厂迁往四川，大冶象鼻山矿的机械迁鄂西储存。三个月内,拆卸抢运官营厂矿机件、材料六千余吨。湖北官布、官纱两局运到陕西的机件有三千余吨，可配备一万五千纱锭和二百台布机。
湖北省纱布局，只是当时众多因战火而迁移抵陕企业之一。
从年8月到年6月，随着日军由东向西的推进，中国东南沿海的家现代工业企业开始大规模西移。其中迁至四川家，湖南家，陕西44家。
这44家迁陕企业中，有机械厂8家，纺织厂19家，面粉厂8家，化工厂3家，其他行业4家。虽然从迁厂数看，迁陕工厂占整个内迁工厂的10%，所占比重不大，但对陕西的作用，却是深远。这些迁陕工厂多系大工厂，设备和技术力量都比较强，多数成了陕西各行业的骨干力量。
而咸阳打包厂年11月那天晚上的事情，则是抗战时代，西北的一个缩影。
苏联援华军火通过甘新-兰西公路长途跋涉运至咸阳
“七七事变”爆发后年8日21日，《中苏互补侵犯条约》签订。两天后，一个对外称为“欧洲实业考察团”的采购团，秘密到达苏联。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紧急采购军事物资和商讨苏联援华运输等事宜。同年10月1日，双方谈判结束，考察团全体人员聚集到最后的交接地阿拉木图。
随后，架各种型号的轰炸机、歼击机等和随行的两个苏联飞行志愿大队人，从当地起飞，前往兰州。
17日，更加庞大的汽车运输队伍从阿拉木图公里外的土西铁路车站萨雷奥泽克集中，在中苏双发验收后，由苏方人员直接驶往中国。
这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苏联援华的物资。
苏联援华的车队，最初有3个汽车营和1个独立汽车连组成，装备了75辆汽车和特种车。它们每50-60辆为一队，装载了各种陆军武器装备和拆开的飞机部件，从萨雷奥泽克沿公路到达中苏边界口岸霍尔果斯，然后沿着甘新公路经过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密、星星峡，到达兰州，然后由中方组织沿西兰公路到达西安近郊的咸阳。
咸阳打包厂年11月那天晚上，接收的物资，就是这批军用物资。
而西兰公路，则是汪晴江先生奉命抵达陕西，创办中国机器打包公司的年，开始修建的。
那一年4月，历经36年修筑的陇海铁路，开行了徐州至西安的特别快车，陇海铁路终于通车到了西安。
之后，在日寇日益逼近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发出“开发西北，巩固边疆”的号召，开始从西安往西北修筑公路，成立西兰公路工程处，开修这条西安到兰州的公路干线，两年后，公路通车，由西兰公路管理局统一管理。
与此同时，为了打通西北国际大通道，西北各地均掀起修筑公路的热潮。
年9月，为了给苏联援华抗日物资修筑公路，新疆在全省总人口不足万人的情况下，紧急动员50多万各族群众开修“甘新公路”。
其中，人口仅有1.5万的锡伯族群众，就出动了了人。
当时，从苏联萨雷奥泽克到甘新-西兰公路抵达咸阳，全长公里的路线上，穿越了沙漠、高山和无人区，许多地方海拔在-米的雪山之上，施工难度极大。
但是，无数老百姓全家出动，自带干粮，在基本没有机械工具的情况下，靠手推肩扛，在恶劣危险的条件下义务劳动。
他们当中，最奋勇的，打头阵的，是通过苏联国境流亡西北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年经苏境入新疆，4万人仅余不足1万）。据史料记载，仅工兵队就有人倒在了这条西北大通道之上。
一位义勇军军官写道“义军西征尚未还，满洲儿子遍天山，筑成公路三千里，军援源源入玉门”。
西北各族人民打通抗战国际大通道，图为甘新公路新疆果子沟段
这年10月，当第一批物资车队缓缓驶入中国境内的前一天，新疆果子沟一带下了一整天的大雪。
第二天，当庞大的车队路过这里时，人们发现了13具哈萨克族群众的尸体。
他们都是连夜清除道路积雪时被冻死在山上的。
多中苏人员感动不已，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追悼仪式。
中国的抗战，既是中国的事，也是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国内团结一致，奋力抵抗外，离不开国际援助和贸易通道。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先后开辟了多条国际战略通道，如海上通道、西北通道、中缅公路、中越通道（滇越铁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等。但由于种种原因，今天，当谈起抗战时期的国际通道时，人们可能更多想到驼峰航线、滇缅公路、陈纳德飞虎队，但地处西北，连接中苏的国际大通道，则不太为人所知。
事实上，从年到年间，中国的主要国际援助来自苏联，正是通过新疆、甘肃、陕西等地的西北国际大通道，源源不断的飞机、坦克、大炮、机枪等军用物资，才被输入到中国腹地。
据统计，年至年，苏联援华“以货易货”贷款共计2.5亿美元，中方实用1.73亿美元。到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通过甘新-西兰公路这条大通道，共运送飞机5架，坦克85辆，汽车辆，拖拉机30台，大炮门，机关枪挺，枪弹万发，炮弹万发，炸弹8.23万颗。
此后，随着年10月包头沦陷，京包铁路中断，年日军占领河南大部，陇海铁路潼关以东全部失陷，西北通往东部沿海的商贸路线全部中断，甘新-西兰公路以及它的支线公路，则成了西北最唯一的路上国际出口。
特别是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面临双线作战的压力，急需大量战略矿产（钨、锡、锑、铵等）和农用物资，遂通过甘新-西兰公路从中国购入。当时，从苏联到中国运输物资的汽车，回程装运的是中国用于偿还借款的皮毛和矿产等产品，老百姓称之为“羊毛车”“老毛子车”。
而国民政府也在西北成立公司，对钨、锡、锑等矿产和皮毛、生丝、桐油等产品实行统制买卖，集中购销。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显示，甘新-西兰公路上“皆系由苏联进口之国防器材，西运出口物资多羊毛、钨砂等，运量可称各线之冠，在抗战期间贡献颇大”。
值得一提的是，从西兰-甘新公路到迪化，再到苏联阿拉木图的这条公路线，大多分布在山间平原、河谷地带或沙漠交界处，基本上和张骞开辟的古丝绸之路相吻合。
6
在如今熙熙攘攘的宝鸡火车站西边，炎帝园内，有一座并不太广为人知的纪念碑。
这座年10月1日树立起的纪念碑，高24米，碑顶部之上砌置一颗闪耀的红五星和“八一”军徽，正面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陕西军区修建西北铁路宝天段纪念碑”27个大字。
它无言地耸立着。
宝天铁路烈士纪念碑
也就在这座纪念碑建立的年国庆节那一天，历经48年建设，陇海铁路，中国铁路史上修建时间跨度最长的铁路之一，终于通车到了它的最西端——兰州。
早在19世纪的80年代，时任直隶总督的刘铭传就向清政府上《奏请筹造铁路折》，明确提出在西北建设铁路，其中“北路亦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
光绪三十一年(5年).，陕、甘部分在北京的官员就曾建议设立铁路公司，陕西巡抚曾与甘肃省的地方官洽谈过筹办陕甘铁路之事，后因陕西巡抚曹鸿勋奏请清政府获准设立的“办路事务所”无所成就，修筑陕甘铁路的愿望更无从实现。
年，陇海铁路在开修后31年后，终于通车抵达西安。
同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五届三次代表大会通过《限期完成陇海铁路案》。指出：“交通为各项建设事业及军事政治先决之问题，而西北关系国家存亡甚大，西兰公路虽具雏形，然汽车运输究有限制，而西北过剩之粮食及煤铁等矿不能赖汽车转运，故欲开发西北、巩固边防，调剂国产，必速完成陇海铁路，否则一切俱属空言。”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缺乏资金，仅于这一年开工建设西安至宝鸡段铁路。年3月1日，在抗战爆发前夕，连云港到宝鸡的铁路全线通车。
抗日战争爆发后，连云港、徐州相继沦陷，郑州以东铁路中断，陇海铁路管理局为了维护西段仅存的命脉，同时安插东段撤退的员工，提出西展宝天之拟议。遂于五月成立宝天咸铜工程处，安置员工人，同年十二月将河南中牟至白马寺一段桥梁炸毁，其钢轨器材西运作为修筑宝天、咸铜线之用。终因财力不济，加上日军占领山西，煤路断绝，内迁陕西工厂奇缺燃料，仅开工运煤的咸铜线（西安至铜川煤矿）。
而宝天、天兰线的建设后仅就已有的人力、物力先做些开凿隧道及部分桥涵工程，没有全面的施工计划。
，国民政府再次计划将陇海铁路由宝鸡向西展筑至天水（北道埠），并在计划在修筑宝天铁路的同时，着手勘测兰新线。
至年底，国民政府鉴于日本气焰正炽，豫西一带已为敌寇侵占，深恐敌军冲进潼关，进入关中平原。为了凭借宝天险峻地势据守或后撤，才作出完成宝天铁路的决议。交通部拿出两年竣工的计划，陇海铁路工程处又陆续招工0余人，准备大举兴工。
然而国民政府对筑路举棋不定，又拟全力以赴赶修西南铁路，未将宝天段列入年度预算之内，遂停工，并将招募的工人遣散。
至二月，又以西北大后方交通未可偏废，且玉门一带又发现油矿（即后来的玉门油田）为由，重新决定赶修宝天铁路，并另成立宝天铁路工程局，设管理局于甘肃天水，茅以升被任命为宝天铁路工务局局长。年4月，宝天铁路工程局曾征调天水、秦安、武山、清水、甘谷等县民工3万多人协修天水段路基。
宝天铁路工程局局长兼工程师凌鸿勋通过实地考察，制定较为科学的规划，建议“宝天铁路积极赶成”，然后逐步修筑天成路、天兰路、兰肃路、肃塔路。他的意见得到了蒋介石和交通部部长张家璈的认可与支持，故宝天铁路成为国民政府建设西北的重要工程。
年，宝鸡到天水铁路全线建成。
不过，当时的宝天铁路日装车最多不足20吨，日发送旅客只有余人，线路更是由于穿行于渭河峡谷，隧道、桥梁、涵洞极多，工程质量极差，行车速度每小时仅10公里左右，一年只有少数几个月能通车，经常塌方出事故。
此后，天水往西，陇海铁路的最西一段天兰（天水至兰州）铁路，于年5月开工修筑。
但是直到年8月兰州解放，在超过三年的时间里，整条线路一根铁轨也没有铺上，只打通了几座隧道，开挖了一些土石方，仅完成了全部工程量的3.6%(一说13%)，修路效率极其低下，距离完成全部任务相差甚远。
年8月3日，西北野战军解放天水。
不到一个月后，就开始抢修陇海铁路宝天段，并为天兰段做复工准备。
奉命参建宝天、天兰线铁路的，是被誉为建设大西北的“开路先锋”的人民解放军第64军（解放军第六十四集团军前身）和第7军。在修建宝天铁路过程中，有56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少战士负伤致残，为纪念宝天铁路建设成果和筑路牺牲的革命烈士，筑路战士修建起了纪念碑。
这就是至今威武耸立在陇海铁路旁的那座纪念碑。
此后，铁道部在“局部改线，重点开工”的方针指导下，开修天水至兰州的这段铁路。年春，两支部队七万人在结束宝天段修筑之后，马不停蹄，继续充当开路先锋，担负起新的修路任务，继续把陇海铁路向西推进。
在他们的带动下，全线先后有十多万人参加了筑路。
“工地里成千成万的工人，住在帐篷里，或者住在临时挖的土窑洞里，供应运输较为困难，职工生活特别艰苦。两年来，在军工、民工和全体职工艰苦努力之下，已开挖了土石方多万方，修筑了十公里以上的隧道，大小桥梁涵洞一千多座，铺轨正线连侧线共有公里长，新建房屋十多万平方公尺。”（时任西北铁干工程局局长王世泰在庆祝天兰铁路通车的讲话）
此外，技术人员也是建设中的另外一支主力军。
年5月1日，我国最早的国有大型施工企业之一，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在天水组建。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直辖的五个工程队和30多个联合作业队是施工的基本力量。
年9月29日，天兰铁路全线通车
人民群众更是踊跃地参加铁路工程建设。仅在年，陕西和甘肃两省就动员了民工多人和名干部参加修路，其中还有一个数百人的回民中队。工地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工筑路歌：树要人来栽，路要人来开，人民天兰路，人民修起来。
此外，虽然在紧张的抗美援朝时期，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但是，中央人民政府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始终按照计划保证了一切资金物资的供应。为此，周恩来总理年还亲自点将，让铁路工程专家王竹亭(4.2―.9，河北徐水县人)参加修路的领导和技术管理工作。
大铁锨、道钉撬棍、翻轨撬杠、洋镐，这是当时建设者修筑铁路时所用的工具。
他们凭借着一腔热血和手中简单的工具，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建成天兰铁路。而盼望了半个世纪的陇海铁路也至此，完成了它最后的工程。
年9月29日上午，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王世泰及西干局领导，在甘肃天水火车站参加剪彩活动。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随着一声汽笛鸣叫，天兰路第一列火车载着西北各族各界观礼代表团，以及各级干部和前苏联专家徐徐驶出车站。
年10月1日，兰州举行隆重的10万人“庆祝国庆三周年暨天兰通车”盛大庆贺集会
第二天，列车于抵达兰州。第三天，也就是国庆3周年的10月1日，兰州近十万人在火车站广场举行“庆祝第三届国庆暨天兰铁路通车”盛大集会。会上，张治中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将毛主席亲笔题词“庆祝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的锦旗授给西干局全体职工。
人们欢呼雀跃，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盛况空前。
庆祝大会的当日下午，兰州到新疆的兰新铁路就举行了动工仪式。
西干局的技术人员随即转战新疆。
铁路开始向新疆挺进，于年12月越过甘、新交界的红柳河。
年底，全长3公里的兰新铁路，沿着古丝绸之路，经甘肃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越沙漠戈壁，通车到乌鲁木齐，
年9月12日，历史将记住这一天，兰新铁路西段与苏联（今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土西铁路在中苏边境的阿拉山口站，顺利接轨，举世瞩目的第二座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
新疆阿拉山口口岸的铁路
这一天，距离年10月，抗日烽火中，苏联首批援华物资汽车队从土西铁路车站出发，过去了整整五十三年。
从此，中国的西部大地敞开了大门，大西北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陇海铁路的西展以及兰新铁路向西延伸，铁轨两侧的群山大地苏醒了过来，给西北工矿业带来了发展的春天，一幢幢现代工厂拔地而起，一座座都市城镇星夜建成。
如果说陇海铁路修到西安，是陕西工业化的肇始，陇海线天兰段、兰新铁路的开通则甘肃、新疆以及青海工业化的开端。而这些西北各省兴起的工业企业和城市，其布局基本都是、沿着铁路分布。
这又改变了西安，这个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交通要冲的地位。
大量基本建设所用的器材，从西安转运或制造。上世纪50年底，仅甘肃工程公司一个单位，就通过陇海铁路运进了数千吨建筑器材。地方国营厂矿运进的车床、卷扬机、发电机、鼓风机和钢材木料也有几千吨。西北各省的各项基建工程，由于得到了大量及时的材料供应，大大加速了进程。
其中，仅年一年就有80％的煤矿生产所必须的矿柱，从陕西运达甘肃。此外，电器、雷管、炸药等矿产开发所需的爆破器材源源不断地从各地经西安转运西北。
此前，西安市场上大量需要宁夏天然碱和青海水晶盐，过去一直都是由黄河水运到包头，再经京绥、京津、陇海等铁路，绕一个大圈运到西安。
本来，天然碱、药材在甘肃。青海成本极低，往往因为运费高而滞销。在甘肃岷山山区产的甘草遍地皆是，有些农民都拿来当柴烧，青海的硼砂是重工业电焊、轻工业玻璃的重要原料，运到内地，成本极高，销路不畅。
此前，青海因交通不便而滞销的土特产占总产值的45％。自陇海铁路向西通车之后，货物运输又方便，运价又低。
“一般商品从兰州运到西安，火车运费只相当于汽车运费的七分之一”，“一袋面粉从宝鸡运到兰州的运价，也降低了3倍，而一吨汽油的运价降低了五六倍”。
多年之后，当年在天水成立、一路西征到达新疆的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重组为了如今的中铁一局集团公司。
它的注册地，是西安。
7
年11月29日，伴随着汽笛长鸣和车轮驶过铁轨有节奏的铿锵声，一趟国际货运班列满载着41个集装箱的货物，向西疾驰，前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
火车班列的名字，叫“长安号”。
“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
这一天，距离“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提出，两个多月。
这一天，距离康熙皇帝为巩固西垂，西巡西安，兴建广仁寺，过去了整整三百一十年。
这一天，距离张骞辞别汉武帝，离开甘泉宫，踏上西去的丝绸之路，过去了整整两千一百五十一年。
往事越千年，博望挥鞭，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中欧班列开通两年后，位于渭水之滨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藏民族大学”。
截至年前11月，中欧班列“长安号”共开行列，该数字位居全国第一。同时，“长安号”高达99.93%的重载率也在全国处于名列前茅。“‘长安号’来去无空箱，不断推进班列的运营成本最低，运营效益最大化，实现班列健康、有序、高效的运行。
目前，中欧班列长安号已开通西安至中亚五国、伊朗（阿富汗）、德国汉堡、芬兰科沃拉、匈牙利布达佩斯、波兰马拉舍维奇（华沙）、比利时根特、意大利米兰、白俄罗斯明斯克及俄罗斯、拉脱维亚里加等11条干线，基本覆盖中亚、中东及欧洲主要货源地。
作为陕西省首趟进口整车专列，年6月13日，载辆沃汽车的中欧班列“长安号”从比利时根特出发，历时16天，行驶1万多公里，抵达西安港。
如今，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一台台龙门吊正在装运货物，一批批货物将通过国际货运班列向西运往亚欧各国。
与76年抗日烽火中的西北大通道上，中国出口矿产原料和农产品，进口汽车飞机枪炮等机器不同。
今天，行驶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中欧班列，却在大批进口俄罗斯和中亚的粮食等农产品。
年前三季度，陕西对中亚地区贸易额达7.6亿元，同比增长71.2%。从年下半年到现在，先后进口哈萨克斯坦非转基因优质油脂约2万吨、优质面粉和小麦约4万吨、休闲小食品50吨，并实现了“中亚班列长安号”首趟满载货物回程。未来3-5年内，预计还有-个中欧班列的运输需求。
在中亚，陕西的爱菊集团已与哈萨克斯坦政府签订了万亩的原料种植战略合作协议，并在哈萨克斯坦北哈州建设了农产品加工园。通过园区建设，中国企业得到了稳定且量大质优的原料产地，哈萨克斯坦扩大了农作物种植面积，得到了粮油原料加工新技术，也改变了单一谷物出口的格局。
在当年苏联援华物资最后的集中地，阿拉木图，年轻的中国企业家建起了面向于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的跨境电商公司。
随着中欧班列货运的推广，许多企业成为了西安国际港务区搭载跨境电商货物的企业。
年底，西安丝绸之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阿拉木图最大的批发市场建设了一个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集产品展示、仓储为一体的“丝路城电商卖场”，并增加了仓储、包装、投递的配套服务。
截至年底，该公司已经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卡拉干达，俄罗斯的莫斯科、叶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亚五个城市设立了电商海外仓（分拣中心）投入使用，业务范围已经遍及中亚和俄罗斯地区。
“明年计划在捷克开海外仓分仓，利用其区域优势实现覆盖整个欧盟。”
“长安号开到哪里，我们的丝路城和丝路驿站就建到哪里。”
他们是新时代的张骞。
悠悠千载，冥冥之中，命运流转，如斯而已。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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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日报、甘肃日报、新疆日报、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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